1992年年底，我想办法进了海南的一家大报社，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一晃就是六年多，这六年，我像一个拼命三郎那样工作着，到了1998年底，我终于能给自己买套房子了，三室两厅，小区也不错，还能看见海。
这时的我，也已经三十岁了。年龄告诉我自己必须要结婚了。当时我在海南岛也算是一个名气不小的记者了，随便嫁一个男人肯定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有钱有权条件好的男人未婚待娶的又有几个？
遇到魏凌越的时候已经又过了两年，我见过的男人多得数都数不清楚了。魏凌越是统计局的干部，有过短暂婚史，因为前妻出了国，再没回来，所以离婚了。他的工资不高，住着单位给的一套一室一厅，人倒是真随和，长得也不错，说起话来更不会像有些男人一样，一张嘴就想把你问个一清二楚。
半年以后，我们开始讨论结婚的事情了。以前我曾说过，房子可以就用我的，他立刻表示结婚的费用他来出。我一想，我这里装修下来要将近三十万，结婚最多花个五六万也就够了，这样一来，他岂不是拣了个大便宜？
在钱的问题上，我认为不能含糊。我们的岁数都不小了，对婚姻看得比较现实，找个伴，成个家，安顿一个窝的想法远远大过因为感情的深度而必须在一起的念头。
AA制是我提出来的，我对他说不是我不相信他这个人，而是对未来太过担忧。婚就这么结了。按照我们的约定，生活费用是我们公摊的，每个人每月拿出一千块钱来，算是吃饭和日常开支。遇到各人的事情，自己就掏自己的。
魏凌越工资不高，每月也就一千多一点，而我只要正常写稿发稿做好版面，每个月拿五六千不成问题。虽然同在屋檐下，但我们各自的生活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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