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维系腐败问题上的正义底线，就必须撇掉对行贿者过度的同情，也必须摆脱“收拾了问题官员将导致行政瘫痪”这类荒唐的借口。
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阜阳中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
但是，就在2007年二、三月份的换届选举中，行贿15次的何涛仍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行贿者李松涛当选为颍上县人民法院院长。（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有句话说得好，“宽容腐败就等于对自己犯罪”。那么，行贿者何以被给予了最大的宽容？综观这几年的案例，借口无外乎几种：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彻底否定掉； 已经做了反省检查，也算是有所惩罚呀；那么多干部牵扯进去，都处分会影响工作呀……
正是在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原因之下，才会有行贿干部不被追究，甚至获得连任等荒唐现象。就以阜阳来说，肖作新、王怀忠、尚军、张自民等案件，受牵连干部达八九百人，大多数是行贿买官办事者，但根据阜阳市纪委的说法，除了少数年龄大的退居二线，或者有严重问题被撤职查处，问题干部们大多数都还在原来的位子上——充分证明了对于行贿干部的“高度宽容”。
为何会一再宽容？什么叫防微杜渐？曾有报道说，在香港，有一记者为了进入《2046》电影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入狱3个月。这似乎小题大做了，但恐怕只有这种“斤斤计较”的小题大做，才使得行贿真正成为高压线。
学者吴思曾提出“边界变老”的说法：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限定性的行为边界总要朝着有利于权力的方向移动。我们说，一个进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但宽容是对民众来说的，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却恰恰相反。如果对民众越发苛刻，但对问题官员却极度宽容，现代文明的“宽容”观念，就是被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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