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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激荡的30年中，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品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日后叱咤风云的民族企业代表;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品牌，只能享受昙花一现的短暂风光。
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许多日后名噪一时的公司都诞生于此时。这一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在珠海挥毫题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下海”成了民间最时髦的词汇。在“时不我待”的感染下，许多人觉得“干大事的时候到了。”
这一年，诞生了许许多多非常幼小的公司:原本倒卖玉米的王石当上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经理，他发现“倒汇”比“倒玉米”痛快;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将76台不合格的冰箱全部砸为废铁;四十不惑的柳传志告别了中科院计算所的清闲生活，搬进了中关村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了自己的工厂，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还是这一年，李经纬把广东三水县酒厂的“中国魔水”带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史玉柱把自己关在屋里几天，写出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
这一年，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都进入了一个拐点。这些微不足道的品牌，日后从各个偏僻的角落走到了市场之巅。
1984年，几名中科院计算中心下海创业的科技人员，借款两万元办起了北京市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当时四通的目标是:做中国的IBM。在1986年～1996年的10年间，四通的品牌曾是“打字机”的代名词，人们将买打字机称做“买四通”。鼎盛时期，四通打字机曾占国内办公自动化市场的85%;32家分公司、100多家培训中心、900多家维修服务中心和1280家销售代理商，这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但20年的品牌搏杀，四通的品牌已经成为反面典型。电脑时代的来临成为打字机历史的终结，四通败相已现，一次次丧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只能通过不断多元化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四通的成功首先源于它的产品，而产品源于‘四通人’，‘四通人’又源于四通的文化，四通文化则最终源于企业家的思想。而它的失败路径正好是相反的过程。”曾任四通副总裁的李玉琢如此总结四通品牌的没落。“品牌不光是外在的，还有内在的。”北京BrandMan品牌顾问董事总经理梁虎指出，在企业形成品牌的过程中，品牌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多年前，如今车水马龙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北京郊区的一片荒地。中国IT业由此诞生，并和几个满怀抱负的年轻人密切相关。1985年，张玉峰走出北大书斋办了自己的公司，起名叫“方正”;1988年，王文京从中央事务管理局辞职，创立了独立的软件公司“用友”;1989年，杨元庆从中科大研究生毕业，误打误撞去了一个叫“联想”的小公司应聘销售……
经过近10年的代理之路后，联想已是行业老大，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但在当时，它的锋芒并不及在南方叱咤风云的“电脑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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