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然是交通技术的不发达。用两条腿走路怎么样也难“天马行空”，靠肩挑担子怎么也挑不出规模贸易来。传统的规模运输工具主要是船，正因为水运优势，江浙以及沿海地区历来得天独厚，跨地区商业很发达。所以，今天在江苏，特别是苏南方言就少，即使有，方言间差异也较小，基本还能听懂。相比之下，湖南就没有那么幸运，湘江流域以及洞庭湖是湖南的主要水运网，但多数县都离湘江太远，各地有不少支河，不过一般都太小、太浅，不能支撑够规模的竹排、木舟。
其次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农业生产能力。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温饱的边缘，农业以粮食生产、自给自足为主，能够有的剩余有限。因此，可以拿到市场做交易的东西除了手工制品外很难有别的，支撑跨地区贸易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有限。
再次，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的抑商文化和排斥非血缘关系的文化。在本地只认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在外只认乡情，也就是说，首先最信有血缘关系的人，其次认同老乡，除此之外的人就无法相信了，这是所谓儒商的核心信用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社会里创业者很难实现家族企业到职业经理现代企业的转型，家族企业可以做到一定规模，然后就“富不过三代”了。
具体一点讲，儒家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以及相配的价值体系，其宗旨是使家庭、家族成员间的经济交换能有坚实的信用基础，将成员间的违约风险、“不孝”风险降到最低。儒家文化的目的是增加亲情成员间的经济交易与感情交易安全，提升一代接一代的生存概率。
市场不发达、血缘之外的信用体系没有机会发展、交通运输技术限制等因素加在一起的效果是，人们反过来只能依靠家庭、家族来实现人际经济互助。在那种境况下，以名分定义的等级制度虽然阉割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但的确能简化交易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就像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一样，儒家文化体系在以农为主的中国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它最适合农业社会。实际上，在外部交易环境不发达的传统社会里，家庭子女越多、家族成员越众，族内交易所能达到的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摊效果就会越好，该族壮大下去的概率就会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中国家家都喜欢多生子，都喜欢人丁兴旺，而且最好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
但问题也出在这一点上，因为当家庭家族几乎是每个人唯一能依赖的经济互助、感情交易场所的时候，人们会相信只有亲情、血缘关系才可靠，只跟有血缘的人做金融交易、感情互助，即使创办企业也只在家族内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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