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点是显然的：你未来在哪里工作、居住已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无关，你未来说什么语言跟你小时候说什么方言也越来越无关，整个中国已变得这么小！所以，我不担心100年、200年后茶陵还会不会有四种相互听不懂的方言，各地市场的一体化、社会流动的加快会逐步改变这些。方言的色彩正在淡化，文化也在更大范围内同质化。
1995年暑期，当我第一次在茶陵县城的超市里买到美国品牌“强生”洗发水时，我具体地意识到资本全球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已经渗透到我偏远的家乡了，中国社会终于开始融入人类文明进程之中，茶陵也在融入全球化！
不过，问题是，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庄都一体化，距离也很近之后，人口流动增加了，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本质性转型，新的社会秩序靠什么来建立并维持呢？大大拓展了的市场范围如何才能有陌生人间交易所必需的信誉、信用支撑体系呢？原来，各村、各镇的人世世代代不移民他乡，交易范围也集中在本地，使得儒家以人情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有了自然的支持。交易关系以人情化、人格化的形式发生也不会出问题，的确不需要将交易关系法律契约化。但是，在人口流动起来、市场交易范围已跨越区域甚至跨省份、跨国界之后，无论是商品、银行、保险业，还是更加非人格化的证券交易，其特点都是超越血缘、超越亲情乡情的信用交易，跟你做交易的另一方可能你从来没有见过，做完交易后可能也不会再见到。这时候，信用秩序、社会秩序靠什么建立、维护呢？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人历来熟悉的社会规范是以人情、人格为基础的，虽然超越家法宗法、不认人情的法律体系从根本上与儒家理念相悖，但后者偏偏又是现代跨区域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一方面是偏好温情脉脉的儒家人情传统，另一方面新现实又非要要求冷冰冰的法治不可，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冲突！过去习惯的已经过时，而必须新建立的文化规范又偏偏与过去的习惯完全相悖，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被现代化逼着翻位。从19世纪洋务运动到现在，这种中国传统跟现代的冲突一直在发生，只不过，过去29年的快速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强化了这种冲突所带来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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