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引发了相当大的舆论喧哗，正成为一个媒介事件。并非茅老的文章观点有多新颖、论述有多经典，而是文章触及到当下中国社会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富人与穷人在巨大物质差距下的心理隔阂和情绪对立。茅老的文章其实很理性很实在很公道，但因为要“替富人说话”，自然在一种非理性情绪中，成为仇富者发泄的对象。《中国青年报》就此事的调查显示，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佳，奢侈、贪婪、腐败成为描述富人形象最常用的词。65.3％的人坦承，看待一件事时会因当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看法不同。（《中国青年报》8月13日）

　　“仇富”情绪中的一些观点，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到台面上的。许多专家都有过这样的调查判断：当下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垄断和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对于如此贫富差距当然要仇视，不是在心里暗暗地“仇”，而是理直气壮地“仇”，旗帜鲜明地在公共空间中光明正大地“仇”。当然，不可否认，仇富情绪中也有非理性和阴暗的一面，有像哈耶克说的“追求平等的热情，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忌妒罢了”，有窥视、眼红和平均主义一面，也有不想勤劳致富而想劫富杀富的一面。

　　总之，当下中国的仇富情绪相当复杂，不能因为存在垄断和腐败，就将所有仇富情绪在道德上正当化，纵容、迎合甚至美化这些情绪。然而，即使舆论中的许多仇富情绪缘于穷人一些阴暗、见不得阳光的非理性动机，我也不想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穷人，而是觉得：掌握着巨额财富资源的富人，应对这种对立情绪承担更大的责任。

　　穷人仇富，看起来是穷人在“仇”，但决定一个社会总体氛围的从来不是穷人，而是掌握着诸多社会资源的富人。穷人忌妒富人手中的财富，穷人充满平均主义激情，穷人想不劳而获杀富劫富，阴暗地窥视着有钱人的财富，这恐怕不是某些穷人的弱点，而是人性中劣根性的一面——这些，绝非穷人凭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相比穷人，掌握财富、话语权的富人（在中国，10％的富人掌握着70％以上的社会财富，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更应该也更能够用手中的资源弥合对立、消除隔阂，营造一个更让自己安全、更适合自己创富、让自己不被仇视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