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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4月公布了《就业促进法》草案。笔者认真阅读了草案全文，草案较为详尽地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及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和义务，规范了就业中介机构行为。其促进就业、尊重劳动者的“政策导向性”十分明显。之所以认为草案是政策导向性的，是因为该草案在总体上要成为“法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内容上看，该草案还不完备。按照一般的立法理论，有权利就要有权利保障，有义务就要有制裁。否则，相关法律主体不履行法定义务，人们就会束手无策。在法治时代，总不能仅凭“应当”二字就想当然地做出惩罚吧？那得有依据。同理，如果法律缺乏对权利的保障机制，“权利”只能是镜花水月。恰恰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草案不尽如人意。依据新华社公布的草案文本统计，在总共64条文本中，共出现了“应当”50次。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企业应当……”、“有关部门应当……”、“用人单位应当……”等等。“应当”在法律中的作用，就是规定相应主体的义务。直白地说，有关主体如果没有按照“应当”的要求做，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责任)，但草案中大多“应当”之后，并没有责任性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完善相关规定，法律将缺乏应有的强制性，影响实效。
从立法技术上看，草案还有待精细化。对于先后出现的那么多“应当”，草案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定制裁措施，如第七章就规定了“法律责任”。姑且不论这些以犯罪与刑罚为主的惩罚性规定，能否与刑法相呼应，单就行政处罚的规定来看，可操作性不足。如草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扩大就业作为重要因素考虑，统筹协调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应当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应当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者就业”等等。这里列举的“应当”主体一般是政府部门，且在相应的评判标准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即使有关主体并没有按照“应当”的要求做，恐怕也难以认定该主体要承担的行政责任。
以上问题的形成，固然有国情因素，但不能因此就忽略法律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动用了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制定出来的法律，只能体现政策性宣誓而不能实现立法目的，那真是太可惜了。因此，笔者建议将目前有条件实现的事项，规定得更明确些。如量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在财政预算中规定一定比例的就业促进经费；明确规定判断就业歧视成立的标准及罚则；明确规定企业建立职工培训制度的责任及相关监督检查权力等。当然，列举式的立法方式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但毕竟比笼统的“应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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