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这么做，是为了多攒外汇，据说，这样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安全——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外国的钱反而可以保障本国的经济安全。但政府确实相信这种理论，并一直奉行强制售汇政策，民众、企业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那部分收入。私人企业要到海外投资的时候，反而没有外汇可用。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今天政府手握一大堆外汇却投资无门，只能大买美国公债，挣一点点利息。
随着外汇储备成为问题，政府近几年也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但这种对外投资活动不被当成企业“自然的自由”。相反，对外投资如同其他经营自由一样，只是一种例外，是一种由政府授予的特权。你要到海外投资，先得找政府批准。有审批程序自然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企业的申请都会得到批准。政府只会让自己中意的企业到海外投资。
由此不难理解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中国的能源供应已经高度依赖海外市场，政府也信誓旦旦地要保障能源安全。但保障石油供应的正确办法，政府一概拒绝：政府不准私人企业自由地到境外投资开采油田，也不准私人企业自由地从事石油进口贸易。结果，从事对外投资、石油进口贸易，基本上成了国有企业的特权。有部分私人企业也分享到了这种特权，但他们肯定得付出代价，这些管制租金当然流入了管制者的腰包。
中国经济看起来不错，或许在增长速度上能够媲美上世纪50－70年代的日本。但中国能否成长起丰田、索尼那样的国际企业？难。很多经济学家、官员对印度嗤之以鼻，但印度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已经成长出二三十家全球性企业，当然都是私人企业。相形之下，中国除了若干国有企业，靠着垄断特权跻身100大、500强之外，私人企业却远远不够成熟。这不是因为私人企业家不够聪明，而完全是因为政府为私人企业的正常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庞玉良本来可以获得投资机会，现在却被那些荒唐的投资和外汇管制规则破坏。
当然，私人企业究竟能发展成什么样，搞管制的官员们本来就不关心。现在的问题是，庞玉良和他的同道们，能否冲破这些不合理的管制规则，真正享有自己“自然的自由”？确实，有很多私人企业家已经成功地绕开了那些不合理的管制规则，福建、浙江等地私人企业家早就到海外去投资了，他们好像也没到商务部审批过。不过，这种事实上的自由终究不是法律上的自由，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不能指望管制官员们的所谓明智的。 (秋风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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