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旧堡村的夏耀周注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只读过初中，年轻时靠木匠手艺养活自己，结婚后还有过长时间下井背煤糊口经历。然而他却在以“煤老板”的身份赚了钱后，投资2000多万元要给全村人盖别墅；他还投资在村里建起养猪产业链，让农民变成工人，让村民当上了股东。有人说这是善举，有人说这是为追名逐利，有人怀疑他的合法性，也有人说他是企业家介入“三农”，找到了解决云南农村发展问题的好办法……（10月10日《都市时报》）

    夏耀周给乡亲免费造别墅、在村里建起养猪产业链的做法，明显地带有传统“中国式慈善”的特色和烙印：他试图用一己之力，打造自己理想的“乌托邦”，带领乡亲们走向富裕。夏耀周绕过了他不信任的第三方———慈善机构，但他却绕不过“中国式慈善”始终难以走出的慈善者“沽名钓誉”、“别有用心”的慈善初衷被人猜疑的窠臼。从这个层面上讲，夏耀周的行为遭遇的非议，实际上是再一次透出了传统“中国式慈善”长久未作改观的情况下，在现实中遭遇的困顿与尴尬。

    这种慈善之困，实为“中国式慈善”面对现实境况时，共性遭遇的具体而微的缩影之困———在笔者看来，夏耀周及其构筑的“乌托邦”的坐标意义在于，它再次将一个老问题放置在公共讨论的层面：我们对“为富有仁”者的谩骂、诋毁和嘲讽，是不是也是构成富人麻木、冷漠与中国式“为富不仁”的惯常的作用力之一？我们的自作聪明和自以为是，会不会成为阻碍慈善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如果是，解决之道何在？

    将“中国式慈善”的困顿完全归结为中西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的差异所致，显然是偏颇的。我们期待着完备而完善的《社会救助法》、《慈善法》及其相关辅助法律法规的出台，能够使国内长久疲软的救助和慈善事业走入理性、良性的发展轨道。让“夏耀周们”都能找到他们赖以信任和坦然面对的慈善依托，可以让他们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构筑有现实根基的“乌托邦”。（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