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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言：大隐隐于市。今日中国，只要拥有一部手机，无论是许由，还是务观，无论你在通衢大都，还是边陲小镇，你都无法做一个隐士。
从技术上说，做到这点并不难，否则就不能理解手机持有者每到一个地市级行政区域，当地移动或联通公司就会发送短信欢迎你。当然，无线通讯运营商都表示，他们有严格保护顾客信息不外露的规定，只有在警方等国家执法部门，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定程序才能得到这类信息。
可每个有手机的人几乎都有接收广告短信或者接到广告电话的经历，我曾善良地想是不是发送短信的人摇转盘似地撞中了我的手机号，但有些广告短信和电话让我警醒，我的年龄、性别甚至职业等详细信息被人掌握了。近日看到《半岛信息报》报道，青岛有2.6万名车主，包括姓名、地址、手机、车牌号、车型等信息以电子光盘的方式，标价1200元出售。我汗毛倒竖，真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号以及其他信息，被多少人掌握，就觉得背后由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如芒刺在背。
一个人享受一种技术和一种制度的益处时，相应地要付出某种代价。比如你去看病，必须让医生了解你身体信息，你去享受社保，必须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你收入的信息，警察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法律授权其可以去调查公民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信息。但这些，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认了，因为付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政府有关部门掌握这些信息是基于包括我在内的公众利益。
可是，自己的信息，被商家之间倒卖了，自己一无所知，不能表示任何意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人出钱请另一个人悄悄地在你家里安装一个摄像头。这当然是对一个人权利的粗暴干涉，想起来很生气，可是又很无奈，多数时候你都不知道跟谁生气。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城市里，你不知道自己填过多少表格，也不知道哪张表格的信息泄露了。去找手机运营商，他会拍着胸脯说绝没有泄露，去找汽车销售商、物业公司，得到的答案是同样的。怀疑归怀疑，人家让你拿出证据，小小草民，哪能看到人家背后出卖信息的交易。
在一个诚信状况不理想的社会，仅仅靠商家的道德自律，恐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人家没准会想，我不卖信息自然有人卖，不卖白不卖。当这样的现象泛滥时，公众最消极的保护措施就是不相信一切服务机构，从商业的到社会管理的，这个社会将成为人人自危人人猜疑的荒漠。
治理商业机构泄露顾客信息，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在公益性组织不发达的中国，政府以外，谁有足够的力量追查信息泄露背后的利益链条？政府应该动用行政的司法的力量，从骚扰公民的广告信息终端往上追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往上找，不难找出泄露信息的源头。比如媒体暴露的垃圾短信发送大户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它拥有2亿多的手机号码，几乎占全国手机号码一半。如果没有超凡的“公关”能力，怎么可能获得呢？政府必须采取行政措施，要求该公司交待其获取手机号码的渠道，以及用以牟利的具体过程。事关公众利益，显然不能以“商业秘密”做挡箭牌，只有不侵犯公众利益的商业秘密才能受到保护。这个利益链条弄清楚了，公之于众，才谈得上进一步在立法上、执法上加大力度。如果连一个已经冒出来的“麻雀”都解剖不了，各部门的表态只能是大言炎炎，敷衍民意。
弄清这一利益链条，技术上不应该有太大的问题，笔者担心的是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北京 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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