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观点，深圳18岁以上市民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在2007年公布的数字是21.1%，位居全国首位，其中抑郁症发生率7%，而全球抑郁症发生率为3.1%，深圳平均每年2000人自杀，远远超过了深圳2006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910人)。

　　在深圳这样一个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严重倒置的移民城市，大量张立国、张锐这样的外来人才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难以得到亲朋的慰藉，承受的压力必须独自消化，容易导致抑郁。

　　但这些观点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大背景的读解角度，就像你很难从自杀的员工身上找到“狼文化”、“床垫文化”是罪魁祸首的直接证据，你也很难就此给华为企业文化、制度设计开脱嫌疑，否则，一样的社会背景，为何只有华为遭遇了“自杀门”。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华为公司在适当的时候会直面公众。但“任正非是一个一贯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公司，要改变一个风格，你总要给他一个时间。”

　　不少研究者把“自杀门”归责于“华为忽略了对员工应有的人文关怀建设与素质培养”。一位去职员工在天涯论坛上说：“回忆起在华为的日子，那的确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因为我在华为的感觉就是窒息，就是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说工作量呀、加班呀这样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作氛围营造的。我不是思想家，不是理论家，我不想用什么长篇大论说HW体制的种种不好。但我是有情感的，是热爱生活并追求幸福的。”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华为公司其实早就请了心理咨询师，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华为内部有人称为“精神导师”，不过，“不是每个人遇到问题都愿意主动去找咨询师的”。

　　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深圳另一些企业的重视，在中兴通讯，为给怀孕女员工带来更多温暖，公司特别开辟了孕妇餐厅，并且专门为孕妇设计菜谱。在金蝶软件，公司为每位员工增加了每月70元的活动费，目的是鼓励员工外出活动，比如看看电影。

　　不过，记者的调查却发现，人性化的管理在引入，员工们却仍在抱怨压力无法缓解。

　　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究竟在“自杀门”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不是几句话或者几篇文章就能说得清楚的。

　　可是，如何阻断华为员工的自杀之路呢？

　　3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章友德教授与《新民周刊》记者就华为“自杀门”进行了系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