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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改进监管制度，以求与不法行为斗争？
郎咸平：要有效监管保护中小股民，就要从过去“拼刺刀”的监管思维转成“核威慑”，但是要形成“核威慑”，就需要辩方举证等更强而有力的手段，才能做到公平公正。但我相信腐败会随着权力的加大而更加恶化，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处境，没有更大的权力就无法保护中小股民，给了更大权力又怕出现腐败行为， 然而就算授予更大的权力，证监会敢不敢挑战特殊利益集团呢？会不会选择性地执法，专找软柿子捏？就算我们真想赋予监管单位更大权力，在此之前也必须利用同样辩方举证的方式监管这些监管机构是否公平公正的执法。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腐败，不能制衡证监会的权力，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实行辩方举证的基础。考虑到国内的特殊情况，这条路很艰难，但是一定要走下去，否则很难保护中小股民。
曙光闲话
“阴谋论”的传说
有关“外资阴谋论”和“外资无阴谋论”的争论甚嚣尘上。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还难分胜负。但不管是将“阴谋论”视为头等危机还是对其嗤之以鼻，都可以吸引足够的眼球。
这里讲的“阴谋”应是一种很大的阴谋，是针对一个国家，并足以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阴谋”，而不是一般的企业或什么组织的获利计划。对这种“国家阴谋”，中国人应该并不陌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商人吕不韦就曾实施了一个空前的大阴谋，他企图用改变一个国家领导人血统的方式来控制一个国家，而且这个阴谋几乎成功了。后来又有韩国在危亡之时抛出的一个“疲秦之计”，就是派出水工郑国去秦国，说服秦王大兴土木，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使其无暇东顾。此计为韩国赢得了十多年的苟延残喘，但却为秦国打下了一统天下的立国之本，留下了滋润八百秦川的郑国渠。此后这种史例比比皆是。直到近现代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国家阴谋”的影子，二战前纳粹德国的一系列计划，如苏联大元帅图哈切夫之死等，都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阴谋”。而前苏联的解体是否是一场“国家阴谋”现在尚无定论。
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把“阴谋”泛化的负面例子。比如我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能就是将“美帝国主义”将要入侵的阴谋看得过于严重了，花大笔钱在深山老林里搞了很多为战备的三线工程，现在看，经济上是非常得不偿失，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美国当时要入侵中国的史料。后来对前苏联的“阴谋”也估计得过于严重，险些爆发一场真正的战争，而现在看来纯粹是一种误会。
“阴谋论”在西方历史也曾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二战中纳粹分子就是以“犹太人阴谋论”煽动起了迫害犹太人的狂潮，抢劫了犹太1250亿美元的财产，600多万犹太人死难。而对犹太人的“阴谋”甚至从早期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中都可以看到影子，放高利贷的夏洛克就可以算做一个犹太金融资本盘剥欧洲商业资本的一个代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共产主义阴谋论”，乱扣红帽子，迫害了不少进步人士。
至于现代金融界的“阴谋论”是否存在更是莫衷一是。日本经济的衰退是“广场协议”的阴谋吗？东南亚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自身的问题还是国际金融炒家的“大手笔”？以至本报对外资热钱的追踪等等。
但不管是否存在这种“阴谋”，将自家门户看好是非常重要的，资本是逐利的，狗打千遍也吃屎，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如果自己门户不严，让别人不生“阴谋”都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金融体系的漏洞还是太多，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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