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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有弃商从政的倾向，除了把这种倾向“溢于言表”的牟其中、鲁冠球，重庆的工商联主席、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也曾公开表示自己曾经动过这个念头。不过，分析家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官本位的社会资源配置事实使得民营企业家“被迫寻求某种庇护”；另外，企业家可能渴望在新的组织结构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以求自我实现。但是显而易见，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短时间内出现中国版本的鲍尔森，贝卢斯科尼或者他信，无异于阅读《一千零一夜》。
短暂的商业文明使得商业本身并未获得被大众所“景仰”、“尊敬”的地位，商之劣性未有足够的基础来遏制和惩罚，无论是科技手段、信息，还是制度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商业本身所蕴含的高贵品质并没有根深蒂固于众多的企业家本身，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工具，而丝毫不充当目的的角色。
种种“围墙”压抑了企业家继续“拼命”的热情，或有成就的企业主们迷失了方向，“在商不愿言商”者比比皆是。同时，企业界的“帝王思想”备受批判，但大行其道。一个企业渐次成了“天高皇帝远”的“一亩三分自留地”。再则，社会转型导致的机会主义降低了企业主优化管理的动机，当企业到了无法控制的时候，优化已经成为一件极其棘手的事情。这种困难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走向新的纵深。
断章取义的“企业家精神”
牛顿想破了脑袋，结果从落下的苹果得到了启示，但万有引力定律在今天看来算什么？
管理界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可能存在着误会。我们可以把人类能够想得到的优点拿来界定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破坏与执著(偏执狂才能生存)并蓄，追求独立人格与借势兼收，理性、冷静与商业想象力共存，乐观与忧患意识同生等等不一而足。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 B. Say)定义的企业家是“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比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比较高的领域”。德鲁克认为一对夫妇在美国某市郊开了一家熟食店虽然冒了点风险，却不是企业家行为。
但是，“麦当劳的行为却是”，因为“应用管理概念和技巧，将产品标准化，设计制造流程和工具，并基于工作分析设定了标准，以此标准培训了人员，提高了资源的产出，开创了新市场和新顾客群。”但是否应强调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者地域的表现差异？对于偏离价值规律很久的中国，回归商业社会的本质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赌徒式的冒险”，“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在今天看来不过常识的海尔13条也是在“砸烂一个旧世界”—一个可以在车间大小便的“旧世界”。
事实上，企业主们已经听了太多“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新”这样的经典言论及其变体，但往往忽略了这句话产生的背景—良好的私人产权保护、以及经历过自由竞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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