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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精神”才是企业持续之源
一个企业要做好，需要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而企业要持续，却依赖于制度文明。所谓制度文明决定企业成败，其实是想表明一种发展观：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制度。在好的制度下，坏人也会变成好人，而在坏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也有很多企业家觉得奇怪：“你看我们的制度已经制订了几十本了，可为什么仍然是毛病百出？”问得好，如果制度就等同于制度文明，那么经营企业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了。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核心在于制度在制订的时候，其首要目的就是约束制订者本人。想想吧，我们为什么要制订这个而不是另一个制度？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订而不是那样制订一个制度？核心在于，我们承认自己超越不了自己，我们承认人性之软弱，于是我们借助制度的公开，透明与处罚来制约自己。
一旦我们能够制约自己，物质财富的繁荣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阻碍我们致富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头脑中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如果我们将制度的基点放在企业发展的要求上，放在企业家自我放纵的制约上。那么，专制一点独裁一点又如何？
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大多是相反。我们大都对如何“人治人，己治己”的方法烂熟于胸，而对“法治人，法治己”总觉得隔一层，不过瘾。
法治与人治最大的差别在于，人治是一种基于个人感情与信任的放权系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人治下，我对你全面信任，全面放权，如果没有结果，不是你这件事做不好，而是你对不起我，或背叛我。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短期内，人治远远比法治的效率要高要快，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感情与信任往往能够创造奇迹，而我们的环境又往往是一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环境。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中国目前最著名的那批公司中，大多仍然是一个人治的天下，谁不想要奇迹？
相应的，法治的管理体系要发力，就要慢多了。因为法治是一种基于责任约束的奖励惩罚系统。而这种约束源于企业之所以为企业的公理假定：比如人生而自私，企业生而逐利；比如欲望偏好决定购买偏好，比如平等竞争，公平交易等不需要讨论的前提。
标准并不高，但一经确定就必须遵守或做到，一切与此相违背的规则都要修改，这就是“宪政精神”！因为宪法构成了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些底线，国家就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同样，企业也需要确立这种“宪政精神”，如果做不到这些底线，企业就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那也许只不是某些英雄赚钱，或实现个人梦想的工具而已！
为什么企业需要“宪政精神”来支撑才能持续？这不仅是因为宪政的本质在于服从公理、遵循规律，更重要的是，宪政精神的核心在于“低标准，严要求”——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而做到的都是最基本的，这不一定帮助你发大财，但却能够保证你不死。反过来看，人治下的感情与信任却正好相反，高标准，高要求——只能做一时，很难做一世。结果就必然是广泛的做假，拉帮结派，以及形式主义等等。
作者简介：姜汝祥，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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