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当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个项目提交到仰融面前时，一下吸引了这位投资大腕的眼球，每天1000万元收入的项目简直就是个高速印炒机，于是华晨的投资战略逐步转向了宁波，并且向董事会提交了移师宁波的方案。虽然仰融掌控着董事会，但作为一级政府的重点龙头企业，作为地域经济的一大支柱，政府怎能轻意放手，于是一场民与官的搏弈随即展开。政府方面很轻易地找到了仰融的脉门，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国有资产背景，通过中央财政将资产和权益划拨到辽宁省国资系统，这样华晨的国有性质被确定了，仰融充其量只是个国有资产经营人，随时可以被开除出局。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双方很难达成分配的共识，终于撕破了脸面。
2002年6月，香港上市公司“华晨中国”(CBA)宣布，依照主要股东要求,经董事会通过决议,解除仰融的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2002年10月21日，辽宁省公安厅正式通告,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申华控股发布公告，免去仰融申华控股董事长职务。 此时已经身在美国的仰融并不甘心咽下这口恶气，通过其担任董事长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向内地司法机构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虽然已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立案受理，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信最终也不会做出有利于仰融的判决。
一代投资大腕仰融暂时也许永久退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舞台，他给这个社会留下了传奇般的故事，庞大的资产和中华汽车，还有更多发人深省的思考。
仰融靠汽车概念玩转了资本，于是形成了汽车情结，究竟“金融是手段汽车是目的”，还是反其道行之，“汽车是手段金融是目的”，恐怕只有仰融自己心里最清楚，然而当仰融的汽车产业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他忽略了汽车产业的政治背景。记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究竟是引进美国、德国还是日本的汽车合作伙伴时有过很多次的反复，关键不是技术和效益本身，而是一张政治牌，是一个外交砝码，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这张牌依然有效。
而仰融在没有深刻领会汽车产业政策潜规则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大肆渲染与包括宝马、路虎等外国的合资，无疑打乱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布局，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外交政策，这已经超出了很多方面的容忍范围。仰融出事在很多方面看来是必须的也是应该从重从快的。
仰融很好地利用了政府背景和国有的红帽子，但也被这把双刃剑伤得最深。仰融在沈阳打造的政府关系平台维系在“慕马”权利体系上，一旦“慕马”权利体系被连根拔起，仰融需要进行从新打造，这需要时间、金钱、精力甚至尊严，这是仰融不愿从头再来的，他缺乏对政治的耐性。没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晨，也就没有仰融今天的不堪局面。仰融是股权设计大师，“华晨迷宫”的股权关系图至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的，在钦佩仰融大师水准的同时也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事业的壮大导致了仰融的过度膨胀，从1999年开始，仰融变得独断专行,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在企业搞了不少冒进的、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大跃进’动作，一度将公司推到了危险的边缘。一位华晨员工的说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我们对仰总的看法很复杂，一方面感谢他对华晨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又高兴看到他的离开。公司今天做汽车，明天弄生物制药，后天又搞航天技术，让我们根本看不清未来。”这也是许多大企业家成功后的通病。
|
|
|
|
![]() |
|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