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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萍水
谈起中国的帝王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农耕社会由分裂走向大一统时期的特定产物。就其产生原因而言，除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君主对专制的妥协外，帝王思想一方面彰显了中国人追求“外圣内王”“哲人王”的文化心理，一方面又表明了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在政治体系上的被统治性。
在当代社会，“帝王思想”常为中国企业家们乐道，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如果将帝王思想比作阻碍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那么，市场经济精神则为未来中国企业家的新鲜血液。同时，还有人认为：“帝王思想之不绝于中国的企业家层，与该群体对帝王思想盲目比附和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迷雾密不可分”。
但在我看来，近年流行的中国式管理、曾国藩用人之术等等，不过是一种跨条件的盲目比附推崇的文化产物。而这种跨条件的盲目比附除了徒增企业家们自身的文化虚荣外毫无用处，甚至有时还会增加员工的抵触情绪：例如富士康让员工为其副总守灵，便成为众矢夭之的对象。
在这一点上，笔者比较支持王石先生所提到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市场经济”的观念。他认为，“人本”观，首先是个人精神的独立、经济上的独立、与生俱来的平等权等，决非中国企业家们说“人力资本”最优化；其次，这些独立的取得，若不经过文艺复兴思想的洗礼，自然难激发出个人的创新和冒险，即使有，也只是传统帝王思想下的妥协和变通。而所谓的冒险，可能流变为陈胜“王侯将相无有种乎”的革命观，所谓的创新，可能演变为商业人投机取巧垄断资源，如，近年举国为之热衷的炒股、炒房既是明证。
其实，在中国，真正的富豪很多时候都是低调，神秘的。例如当年的亚洲第一女富豪龚如心，据说每月个人开支不会超过3000港币，头发也坚持自己剪，护肤品只用非常简单和普通的产品，出门也不用什么房车防弹车一类的，她属下一个高级行政总裁回忆说，只有一次，他得到邀请去他们的山顶寓所作客，桌上竟只有咖喱牛肉和薯片。而我所在的城市重庆，如龙湖老总吴亚君，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还有宗申集团年轻的接班人左颖，不过20来岁，身家就已过亿，这些也都是让普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可是，并非龚如心给慈善机构捐了钱，她的形象就高大起来，包括任何一位富豪，不可能因为他们为城市交了税，他们的名字就如青松如巍峨的群山，呼唤他名字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那些象征主义的东西咱少玩点——帝王思想正是如此，相信明白人都懂。
从这些人的中，我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富豪能够允许他有一些帝王思想，但他一定要明白他什么都不是，最后“得道”变得纯粹而又崇高，而不是相反。比如内地一些富豪，我们先看到他（她）的崇高，走哪里都带一大帮保镖“君临天下”，往往又再一不小心又让人们察觉了他（她）的猥琐，这的确不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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