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涨价产生的利益旁落“他人”，这种尴尬的现实，源于一种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监守缺乏，源于一堆“监管婆婆”对“猪过拔毛”、“粮过拔灰”的垂涎欲滴。
18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一个论坛上分析了经济走势，他认为，目前的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而非全面上涨，今年CPI控制在4.8%很困难，猪肉价格不会回落到以前的低价水平。
“站在农民的角度，这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应该的，去年上半年，农民净收入部分82%是靠价格上涨”。(3月19日《信息时报》)
姚景源年前道出的基本粮油肉价“恢复性上涨论”，这次变了一种表达方式，改成“结构性上涨”了？
“结构性上涨”这词儿，看起来既陌生又熟稔。陌生者，是源于“结构性”与“上涨”之间生硬而冰冷的搭配关系，让人感受到这是学者一拍脑门后的生僻修饰词和“创新语法”；熟悉者，是百姓对诸如“价格与国际接轨”、“涨肉价是为了给农民涨工资”、“涨油价对百姓影响不大”、“涨菜价可以让农民挥锄种菜的积极性增大”等光鲜托辞已司空见惯。
然而,仅仅是光鲜而已，剥开这层七彩外衣，我们很容易感受到物价上涨带给众多百姓买菜烧饭之痛。
姚景源说，“这几年城市的公务员、企业都涨工资，谁给农民涨工资？这次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实际上是市场对城乡利益的调节”。问题是，拿大多数百姓民生生计变难去“调节”城乡利益结构，这不是在挖肉补疮吗？
况且，就是这个不伦不类的“调节”，不仅未让躬耕田间的农民实现增收的梦想，相反让“调节”而生的利益甜头悉数落在大小粮贩手里，悉数让一头猪的好处装进了多达七八个的“监管婆婆”的口袋里。
农产品涨价产生的利益旁落“他人”，这种尴尬的现实，源于一种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监守缺乏，源于一堆“监管婆婆”对“猪过拔毛”、“粮过拔灰”的垂涎欲滴。加之，粮油肉主副农产品一直无终点地涨价，无一幸免地扯动了相关或“远关”产品物价的跟风上涨。这条有形或无形的民生价格链，一股脑拉动群体性上涨，必然增加整个社会公民的民生堪负重量，使他们“提着菜篮上街、湿润着眼眶回来”。此时的农民，或许不但会在与粮贩、菜贩的利益博弈中败北，而且会因“种粮和养猪成本”的增加而肩负双倍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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