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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到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已经是个成功企业家了?
俞渝:对我来讲,我知道我的工作像个跳高运动员似的,你跳过了两米三还有两米三五,跳过了两米三五还有两米四,最后一个高度肯定是我冲不上去的,但肯定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比我更有闯劲的人往上冲。我觉得很多做企业的人,起码我是这样,一个很大的动力是缘于我的不满意和不满足,对自己的不满足,对产品的不满意,这种看到不满意,想把这种不满意变成满意,是一种很大的动力。
本报记者: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永不满足的完美主义者?
俞渝:曾经是过。20多岁的时候看到什么就挑剔什么,越到五星级饭店越能挑出刺来,后来就不是了,生活上会越来越随意,越来越容易满足,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成熟了,或者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工作上了,已经没有精力去挑剔了。对生活妥协的地方更多了一些。
做女性管理者是件占便宜的事
本报记者:近年来获了不少奖,包括女性方面的、职业方面的,作为一个女性的管理者,如果让你说一下总的获奖感受,那会是什么?
俞渝:从获奖本身来说,做女性管理者是件特占便宜的事,我可以和一个男性管理者做同样的业绩,但我得到的社会承认和褒奖会比一个男性多,这纯粹是因为沾了性别的光,因为女性做到高层和管理者的数量少。就像选人大或政协委员似的,得有来自各界的代表,这一点我没法否认。如果一个男性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他可能没有我这么多的褒奖,这个对于我和当当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做一个公司,都希望大家知道它,知道当当,知道当当的书、书评、影碟,这样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宣传,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当当从99年底到现在,这么多年也积累了很多用户,随便到一个圈子里去,总能够碰到当当的用户,当这个顾客群越滚越大的时候,它形成的影像力是很大的。
本报记者:当初创业时有没有想过公司会在哪年实现盈利?当当网的盈利预期是什么?
俞渝: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事有多难,属于无知者无畏,出书的不知道书发到哪里,买书的愁找不到好书,所以我就想做一个店,对买书的和卖书的都很有用,这是最开始一个很简单的也很朴素的想法。做公司肯定都想盈利,07年最后这个季度做到盈利了,我现在更追求的是规模。我知道如果当当现缩小某方面的支出来获得一些事情,实现盈利我是可以立即看到的,我现在想做更大的投入是在于顾客的体验,因为二线、三线的顾客发展很快,现在新疆的顾客还需要从北京把东西运过去,他得到的速度会慢一些,湖南的顾客也是通过北京来满足,我就想我们广州的物流中心是不是要扩大,这样的话广州可以更好地去服务湖南,湖南的顾客得到的速度会比从北京得到的速度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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