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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渝：信息化程度低。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很多信息没有标准化，标准化的信息没有用，我们有几千家供应商向当当提供书，它会有很多的使用图片和简介，这对顾客来说很重要。现在很多出版社的业务主要还是给地面的店面，它给网上提供的信息还太少，电子信息这块还很滞后。比如说一本书，当当从出版社获得一些信息，更多的是当当自己的录入人员去扫描，键入这些信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本书出来之前，录入部分章节、插图等很多能给顾客做判断的信息，已经到了网上。
本报记者：你经历过中国互联网最初的阶段和现在的相对成熟的阶段，作为一个实践者，对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有何见解？
俞渝：中国过去的30年做了西方国家200年间的大多数事情。我们从没有私有经济到现在这样一个格局，这是一个特别浓缩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浓缩的过程中，互联网对这个过程起了加速的作用，在一个信息很对称、很透明、很公平的环境中，这个过程不会那么明显。在中国，除了cctv，很难说别的媒体是跨地区的媒体，但像一些门户网站确实起到了跨地区媒体的作用，把很多事情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公众知晓。互联网缩短了行业和行业之间学习、模仿和追赶的距离。以前了解一个公司和产品，你可能要出差，可能要去问很多事情，手抄很多笔记，现在你要想了解一个企业的情况，可以去网上看。互联网加速了经济发展中的很多事情。未来这种加速作用也会很明显，我们的体制决定了互联网起到的传播、集合和再次分解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对于当当来讲，在美国的一个消费者，互联网会让他更方便，在美国有很多像北京图书大厦这样的书店，很方便，他们可以半夜买东西。而在中国，当当做的事情除了方便是让顾客得到有和没有，比如有些东西在石河子就是没有，除了当当网，那里的人们没有更好的渠道。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互联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和起到的作用是西方同类公司不能取代的。
本报记者：除了网上购物，你有没有想到将来涉入互联网其他一些东西，还是已经把自己未来几十年想完了，只做当当这件事？
俞渝：我特别佩服制定计划的人，我做不到。我知道我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我还知道一年要计划下一年，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但你要说今后几十年怎么样，我不敢说，我觉得现在来讲我很喜欢，而且有很多事情我还没做呢！
如何保护家庭生活
本报记者：你和你先生都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上，会不会牺牲家庭的很多东西？
俞渝：刚开始创业时没想那么多，很快就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没有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你在工作中已经看法不一致了，这种不一致还要带到家庭中。我觉得我们都花了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有一些基本的家庭规则让我们的家庭生活不受太大的影响，到了家里基本不谈工作，在办公室生完气会闷头呆会。这些基本的原则是挺重要的。
本报记者：这种角色的转变会不会很累？
俞渝：头几年会，现在很自如了。头几年时，在办公室都恨得咬牙切齿了，别人看不到罢了，你怎么了解我也看不到！那种愤怒会很多，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愤怒了。求同存异，我们两个人就是两个独立的管理人，就会有内部的分歧，我们把对方更多地看成是自己的同事，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另一半，就不会有太高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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