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如果让你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
俞渝:我不知道,这种假如的问题特难回答。没有太多的遗憾和后悔,都是往前走,我一碰到这种假如的问题后,就不知道从哪讲起。还是比较满意现在的状态,没有想过要改变现在的状态。
生活之怕: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
本报记者:具体到当当来说,你把它的将来设想成什么样子?
俞渝:我只知道当当对全国的读者来说越来越重要,很多人即便不在当当买东西,他也通过当当来决定自己要在当地的店里买什么。还有很多出版人也在逛当当,看有哪些同类的东西,通过看评价来决定他们下一步的策划。我觉得在卖好东西的同时,当当有很多功能要加,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往上加。
本报记者:当你有一天发现有一类商品比图书卖得好,会不会考虑把图书当成当当的一个附属品,而把其他类商品作为当当的主打类商品?有没有图书情节?
俞渝:如果有其他类商品在当当比书卖得好,我会很高兴,但当当会一直把书做好。因为顾客需要这个,当当也会做这个。就像你跟大董烤鸭说,你海参卖得很好了,大董别卖烤鸭了,你问大董干不干?大董肯定不干。因为大家认大董,它别的菜品卖得也很好,但它的烤鸭做得是最好的。今后当当精神支柱类的东西还会是图书。
本报记者:你最喜欢当当的客户对当当的评价来自哪些方面的东西?是来得最快,折扣最低,还是其他方面?哪种说法让你最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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