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渝:让我最高兴的是,因为有了当当,那些本来不看书的人也开始看书了。因为忙人的时间就这么多,当他有时间的时候书店已经关门了。但阅读和看书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经过一天的烦恼,回家翻几页书,你就安静和平和下来了,或者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一个好的菜谱,一个小幽默等,看书是非常好的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在没有当当之前,受众更窄,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这种满足和快乐,是我最大的满足。
我没有想是不是人类的禁锢或者是什么东西,我看到可能是我喜欢一个好东西,想让更多的人喜欢,比如我非常喜欢彼得杜拉克的自传《一个旁观者的自白》,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十几年之前,像这样一个东西十几年之后又有人买,又有人说他好,我觉得很好,因为它里面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栩栩如生,文笔也非常好,这种好东西能够和别人分享,而且这种分享来自于四面八方,来自于我们相识的人,这种满足感是很大的,是让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本报记者:刘小枫有本书叫《我们这代人的爱和怕》,你们这代企业家心中的恐惧和爱是什么?
俞渝:我对这个时代的爱就是它的速度和那种正面的力量。速度,你说我们家门前的这条路说铺,转眼就铺好了。我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展,我住的那个旅馆,头一年去的时候在修,第二年去的时候还在修。还有,在这个时代,大家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好,大家会努力地去学,努力地去吸收、超越,这种东西我最爱,让我觉得在中国生活很大程度上比在美国愉快。说到怕,我会比较怕我们走得比较快的时候把一群人甩下了,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九年义务教育是否大家都能享受到?能否普及到12年?能否有更多的人有保障?现在这个年代挺好的,大家都得到了改善,只是改善的程度不同,我最担心我们会因为太快而甩下了一批人,那些人完全没有得到改善,那些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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