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好的家庭背景，社会上也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来支撑你，学历不行，像我这样的人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命运多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脾气——“不亲和，浑身都是刺和棱角”。

　　九十年代初，随着深沪两地股市开通，上海滩兴起了第一波炒股热潮。上海电视台想办个经济节目，找不到能做节目的人，“他们就问我，能不能来做嘉宾。我一口答应了。”

　　当时，官方奉行“只说不做”的原则，于是，在最强调信息透明的证券市场出现了最奇怪的一幕——一边证券市场正在建设中，一边政府严令禁止媒体播放股市信息。

　　为了避嫌，这档节目取名为《金融市场论道》，一周录一次，一次仅为五分钟，主持人发问，由左安龙来谈对各种问题的评论。

　　1993年起，他开始主持新闻时政类直播谈话节目《市民与社会》，并兼任监制、策划。当时，这是上海第一个市民参与的直播节目，成了为市民提供发表意见平台的论坛。左安龙每期的选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且多为敏感性话题，譬如，物价、工资、就业、犯罪的系列节目。

　　1998年，左安龙的人生指数到达了历史的第一个峰值——当年克林顿访华，途经上海，向中方提出要上《市民与社会》作嘉宾的要求，与中国的普通百姓进行直接的交流。

　　“我在京剧院工作的同学告诉我，他有一次在大厅里把收音机打开放在桌子上听，不一会儿，所有人都围上来了，都侧着耳朵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这多少抚平了左安龙几十年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压抑——当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毕业，班上同学纷纷进了京剧院、话剧团，他是唯一被分到工厂当工人的。

　　“我真的是特别享受。机会是被我创造出来，不是被我抓住的。所以我特别地努力，特别珍惜这个工作，觉得这个工作特别好。对于赚钱，真的无所谓了。”

　　“说白了，就是‘不甘心’这三个字。我是一直在拼命追着时代赶，大多数到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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