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任正非创办华为那年，在深圳的注册资本仅为2．1万元；王石的第一桶金来自倒玉米。如果不是后来发现了更赚钱的换汇倒卖活动，没准会和刘永好争夺饲料大王的头衔……
1978年的冬天，北京给人寒气逼人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那一年，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屋里，18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在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按下手印，发誓宁愿坐牢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另外一件大事，是有610万人参加了刚刚恢复的全国性高考。
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是，这年高考语文试卷的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二十多年以后，财经作家吴晓波读到这一命题，联想起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进步的首要前提。他写到：在1978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2004年的一个下午，身在美国的吴晓波，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讨论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他们的谈话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乃至印度这些不同国家和制度之间跳跃，在那场夹杂着英语和汉语的讨论中，写一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史的念头，忽然萌生在吴晓波脑中。他发觉，所有关于中国公司的判断和结论，往往建立在一种感性的个人观察之上，而这成为国际沟通中的巨大障碍。
这天晚上，他用MSN和远在中国的妻子沟通了写书的想法。这是一项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述，但这个有着良好商业头脑和优美文笔的前新华社经济记者，从一开始就压根“不打算用冰冷的数字或者模型湮没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他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他要写的是一部企业史，一个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当然，这些企业家分别代表三种力量：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0年来，这三种力量彼此博弈，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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