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曾说自己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政治非常敏感的企业家，也在很多场合谈到对政治的见识。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从政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
严介和：我对政治是比较敏感的，我是一个讲政治的企业家。倘若让我从政的话，我会忠实地遵守三民主义，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想我是能够做到勤政为民的，这点我还是很自信的。但我想我这一生是没有机会从政了，我现在也没有从政的念头，如果想从政当年我就不会跳海了。
记者：如果严介和要在未来的企业家史上留下一笔，你希望是怎样的一笔？
严介和：我希望是一个公众企业家，而不是一个个人企业家，不是别人给我打工，而是我给别人打工。我一开始做华洋就在股东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不拿华洋一分钱的工资。华洋上百万的人，我不想他们给我打工，我要给这个群体打工。公众企业家也是公仆嘛，公众的仆人。我在北京做华洋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角色。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有丰厚的回报，而且个人的含金量也会得到尽快的提升。
记者：有人说，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都有原罪，你认为你的第一桶金有原罪吗？
严介和：亏5万不如亏8万，后来赚了800万，这就是太平洋的第一桶金。如果不亏，我这个苏北人能拿到订单吗？两眼一抹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就是从那里起步。今天的诚信是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利润。至于原罪一说，我不反驳，我理解。说明严介和可能创造的机遇、智商太高了。这充其量是智慧的原罪，不是道德的原罪，更不是财富的原罪。
我不怕辛苦，怕的是“心”苦
记者：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让你感到最满意的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比较困难的阶段？
严介和：最满意的时候应该是在国企的10年，和后来太平洋时期走向成熟的严介和相比，那时的严介和虽然处在成长中，但却是最幸福的。因为那时有地位，有身价，没有委屈，可谓是春风得意。当自己从成长走向成熟，倒是多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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