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本报记者 丁补之 采访整理
劫机事件集中发生在1993年，有诸多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是大陆与台湾的交流是从1988年11月“老兵探亲”开始的，但1991年后才逐渐增多。这时，很多人了解到台湾的生活水平要优于大陆。而当时的偷渡者，无论从水路还是通过空中劫机方式，是基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认识下，台湾又是所谓“自由世界”，希望过去能得到经济方面的改善。
在政治方面，从1950年代开始，对于劫机这种方式，两岸最初奖励以物质和名誉，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劫机。后来，在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成为主流，并意识到策反并不符合潮流，从而不再鼓励劫机。但台湾方面的一些做法没有得到改善。
当时，台湾问题依然处在“谁代表一个中国”的层面上。虽然1990年双方已达成“金门协议”，但是该协议是否适合劫机犯还存在争议。台湾当局认为，按刑法“属地主义”原则，如果不对劫机犯进行处置，即是默认了台湾不具备“司法管辖权”——这会伤害台湾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所以认可对劫机者的处置权利，因而并不遣返劫机犯，但刑罚则相对较轻。
另外，在对劫机犯的认定上，到底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也存在分歧——这种模糊状态客观上滋长了劫机空间。
但随着劫机事件增多，台湾方面受到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另外，台湾海峡宽不过200公里，当被劫飞机靠近，台属战机就要升空应对，台军的空防能力暴露无遗；还有，一些劫机者打着政治避难的幌子，其实是因为在大陆方面触犯刑法，或是对生活现状不满。这些因素开始让台湾方面头疼。
此间，1993年进行了著名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另外，1995年1月海协会与海基会负责人曾就“两岸劫机犯遣返”、“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遣返”两项议题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但因相关原因未能最终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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