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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辽宁的政协委员王植时作了类似的表示,他说:“经济运行中没必要强调国有、公有、民营、私营、外资这些概念,现在谈起非公经济总是存在一些历史的偏见。”
新阶层人士对于公平、平等的强调既有历史的烙印,也有现实的阴影。如果说,此前新阶层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基本制度等方面,那么现在,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是相继出台的政策利好能够渐次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法律条文和运行细则。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的颁布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以及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税支持等七方面政策支持。
一年后,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龙之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坦陈,全国工商联调查结果显示,“非公36条”贯彻落实主要存在四处问题:一是还有一些部门的配套措施尚未出台,社会对此热切期盼;二是有的配套措施缺乏必要的力度,措施不到位;三是有的配套措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性规定非常苛刻,不利于今后相关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四是部分配套措施虽有了文件,但在具体执行中很不到位,一些配套措施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阻力。
造成新阶层尴尬处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分权改革合乎逻辑的结果,有损于相关政府部门利益的大政方略欲落到实处,仅有中央政府的决心是不够的,长期形成的行政垄断以及由此管制权力而来的在位利益会在具体环节中转化为难以胜数的障碍。
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街上随机采访了13个人,没有一人知道什么是新阶层。当被告知后,他们有两个好奇:一、这次两会,新阶层代表委员主要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是不是主要想反映自己本阶层的利益?二、这些新阶层代表委员是通过什么程序选出来的?经济实力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总裁严琦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有如下的对话:
记者:“扪心自问,您觉得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从内心深处想为老百姓说话吗?”
严琦:“可能有人说,我是在作秀。但是真的,我真的是在为公众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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