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至今没有几个人知道。‘3·27’之后万国有十几亿窟窿，申银当时的盈利能力很强，这包袱我们背得起。”
虽然每一个网点按净资产算不过是几百万。但是阚治东认为，一个好的网点一年将赚到几千万的利润。当时每新设一个营业部都需要监管部门批准，“很麻烦”。
合并后申银吸纳了老万国证券40几个营业网点作为自己原有的50多个营业网点的扩展，“至今申万的营业部网点格局还是当年我在的时候布设的。”
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到此后的申银万国证券，阚治东写下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十几年后的他仍然津津乐道：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办境外证券业务，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和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等等。
这一切，确立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在证券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阚治东也出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上海证券业协会第一任会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理事会副理事长，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等职，是全国唯一一个在两个交易所都担任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
阚治东黄金时代在1997年戛然而止。在随后开始的白银时代，政府的力量仍然是他成功的基础。
离开申银万国两年后，阚治东受深圳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庄心一之邀，到深圳掌管深圳创新科技投资公司。
就在这时上海市打算成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家公司“层次高，资金运作量大”，上海方面认为，是一项非常适合阚治东的工作。
阚治东决定接受上海市方面安排，但庄心一不容推辞，让阚治东立即飞往深圳，马上进入工作状态。此后阚治东的职业生涯和深圳紧紧联系在一起，直到2003年12月辞去南方证券总裁职务。
1999年7月阚治东来到深圳，当年8月26日完成公司筹备。“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风险投资、创新投资，哇，他们给我讲的那个复杂。后来我不管这些了，做公司还不会吗？”
深圳市政府给了深创投5亿元资本，市政府给深创投“拉郎配”，又找来一些企业出资，募集了2亿元，公司初期注册资本7亿元。经过2年半的发展，创新投资公司注册资本扩大到16亿元人民币，“噼里啪啦投了一大堆企业”。
他说，“深创投没有10个亿，在创业板没戏的情况下，根本活不下去。”
20岁在北大荒插队时就管1万亩地的阚治东做事喜欢搞规模化，资金得雄厚，“否则那么点钱，抠抠唆唆，怎么做事？”今天他做PE仍然强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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