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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是财富对集权的需求
非市场经济社会的情况则又不同。
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也有两种，即权力社会和武力社会。游牧民族是比较钟情于武力的。靠着武力，他们往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但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如果像成吉思汗那样“只识弯弓射大雕”，建立了政权，也不可能长治久安。这就要向精于此道者学习。学得好的，就呆下去（比如清）；学得差的，就呆不长（比如元）。
擅长建立稳固政权的只能是农业民族。农业生产需要精耕细作，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过多地使用武力显然于农耕不利。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规矩（帝国时代则演变为秋季处决人犯的惯例）。这正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限制使用武力（秋后粮饷较足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农业民族更热衷的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造成对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破坏，但其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只有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但在这时，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权杖。也就是说，农业民族的选择，是建立权力社会。
然而不幸的是，权力社会原本来自武力社会，权力集团也必定产生于武力集团。即便是那些依靠“和平手段”夺得江山者，比如曹氏父子（魏）、司马家族（晋）、赵匡胤兄弟（宋），哪一个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坚强后盾，又有哪一个不是军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权力社会很容易变成集权社会。因为对于战争的胜利而言，集权是必须的。如果一个部落或民族长期使用武力，那它就必定集权，甚至会产生专制和独裁。当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也未必独裁。比如唐代制度规定，皇帝的旨意，必须得到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会议的认可方能生效，就不独裁。但不管怎么说，集权则是必须的。
好在这并不成问题，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因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或者说，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社会运作的成本明显降低了。过去，为了支配资源，分配财富，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灾难。现在，“硬打拼”变成了“软着陆”。只要一声号令，一道文书，便可令行禁止，岂不是节约？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民群众也可以安居乐业，岂非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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