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有专家认为“惠民行动”或多或少地带有公共产品色彩，同在政府主导下的医改模式存在着重叠现象。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职责，是民间机构无法取代的。
“重叠有什么不好呢？在医疗服务这个问题上，如果民间机构能够做好，就不要政府再花纳税人的钱来做了，这不是件好事吗？如果一 个民间机构都能把政府管的事情做好，那就证明了政府在这个领域没有干预的必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真正让刘国恩担心的倒是‘惠民行动’在进一步发展中的可持续性问题。他表示，“惠民行动”的基本理念类似于美国的HMO医疗模式（健康维护组织），但“惠民行动”专业化、组织化程度太低。
“‘惠民行动’现在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在其规模扩大后，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它的资金管理问题，在美国的HMO其资金是按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管理模式来运作的。以‘惠民行动’目前的组织形式是无法做到的。”刘国恩认为。
另外，医生收入问题也至关重要。“在这个行动中，医生个人收入明显降低，医院收入补贴医生极其有限，影响了部分医生的积极性，而长龙集团作为企业，假如去补贴医生，既非其责，也难以持久，而且面临‘商业贿赂’的质疑。在政府没有真正承担起保障公立医院医生收入的责任之前，‘惠民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是难以有所作为的。”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艺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刘群表示，目前他们和院方设计了一套方案，按处方次数和按病种支付劳务费用。对医生提供一定数额的补贴，增加医生的劳务收入，以此来保证医生的积极性。
“我提供的补贴不属于‘商业贿赂’，进行商业贿赂的目的是让医生多开药提高医药费从中牟利，我提供补贴是对医疗服务收入机制进行转换的尝试，是为了降低医疗费用，你见过这样的商业贿赂吗？”刘群说。（许浩 中国经济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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