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结束挂职回京的博士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挂职时)住在县委大院的招待所里，据说电视剧《傻儿师长》就是在这里拍的，灰砖黑瓦的房子。老巷子路上的石板以及老宅院的一砖一瓦，我都像对待文物一样珍视。”

　　挂职结束后，他选择了到北京工商大学任教，两袖清风。虽然由于教务繁忙再也没有回过重庆，但是千里之外，他依然怀念那里的砖瓦房。    

　　官员选拔渠道日趋多元

　　10年间，在双向选择中留下，留下的博士以1997年的第一批博士团留下人数最多，一共12名。1999年有现任重庆市地勘局副局长王力、水利局副局长冀春楼两位博士留任，2002年又有现任广电集团副总裁刘舜发留任。

　　“这将挑战传统的官员选拔机制。”长期关注于基层领导干部变迁的重庆行政学院教授罗德刚如此评价这一现象。

　　罗认为，传统的干部选拔，使干部多在实践中产生，现任领导干部大多是从基层一步步选拔上来的。而相当一部分的精英人群，在上世纪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时期，被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选拔，继而担任党政领导干部的并不多。

　　“通过博士团的形式选拔领导干部，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也是改良政治生态的有效手段之一，而日渐多元化的干部选拔机制，将使更多的人才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事务中来。”罗德刚说。

　　 博士团因此正日益得到重视。1997年，重庆与团中央、社科院共同组织第一届博士团，时隔两年之后，中组部正式加入主办单位行列，博士团试点也扩大到重庆、四川、江西三省市。目前博士团活动已经覆盖中西部十二省、区、市。

　　2006年，重庆在永川首创“博士植树林”，每个赴渝博士都在这里植下一棵树，这一活动更为博士团增添了永恒的纪念意义。

　　 同样是去年，重庆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由挂职单位行政“一把手”担任挂职博士“工作导师”，负责指导博士们制定工作计划，以及履职、调研工作，并负责对博士进行挂职工作全面考核。

　　作为博士团的发起地，去年，受中组部委托，重庆还启动了《博士服务团工作机制研究》课题调研，并起草了《博士服务团管理办法》的初稿，一个博士团的长效运行机制即将诞生。

　　“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在市委组织部提供的相关文件中，很容易找到类似的表述。这既是重庆开门广纳各方良才的开明姿态，无疑也释放出官员选拔渠道更为多元化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