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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舸
李金华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06年度中央预算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审计发现，发改委、文化部等25个部门所属的92个单位挪用财政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等27.54亿元。
由于挪用财政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的政府部门数量如此之多，报告中只简单列举了涉及金额。然而，当政府部门如此大面积地违法挪用公共财政现象成为一道社会常态，并且丝毫没有减弱之势，就令人深深怀疑审计风暴的制度意义何在。
在李金华的审计报告中，我们注意到这么一组数据：“2005年度审计发现的106起重大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后，有94人被逮捕、起诉或判刑，17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只要做一个简单的除法，就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在106起重大违法犯罪案件中，平均每一起案件，只有0.9人受到法律惩处。案件性质与法律问责力度的严重失衡，恐怕是当下诸多政府部门“法不责众”心态下屡犯不止的根源。
我们曾经对审计风暴寄予了很高期望，对“铁腕审计长”李金华的严厉作风深表赞许，但我们却忽视了，审计风暴虽然掀开了一道帘子，让长期以来密不透风的“公共财政内部运作”情况初步暴露，但审计风暴依然属于行政管理范畴，是一个行政部门对其他行政部门的同体监督，它受制于权力授予机制的先天制约，无法以“行政级别高一等”的管理模式，对诸多政府机构进行限权、削权，而只是将违法线索转移给司法机关的中间平台。
因此，在审计风暴的行政效力之外，我们必须等待法律问责风暴的到来。法律问责风暴威慑力，体现在对于当事人责任的追查到底，并依据刑法给予判刑、没收财产、剥夺部分公民权等惩处，它不仅让违法官员丧失政治前途，丢掉官职与权力，也断送了基本的社会尊严和公民人格，并且将高蹈虚无的“集体问责”、“部门问责”，转化为切实的“个体问责”。
“个体问责”在法治中国中的意义重大，正是由于许多违法者坚信，个体违法遭受法律惩处，是一件小概率事件，尤其是在大面积违法现象中，某些执法者“不要波及面太广”的投鼠忌器心理，使得问责成为象征性的点缀符号，个体违法被追究是偶发现象，不被追究是多发现象，并且这种安全率越往级别高走越“稳定”。
在审计风暴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肆无忌惮挪用财政的，往往是位高权重的“要害部门”。而因2005年审计被移交司法机关的94人中，究竟有多少处级、局级乃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李金华的审计报告没有提及，如果按照我们的习惯性认知，那就是没有多少高级别官员受惩。
恒定的法律信仰培育民众恒定的守法预期，法律信仰一方面来自社会对法律“扬善”功能的保护———每个守法者都会受到法律保护，自由地行使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来自于法律“惩恶”机制的日常显现———每个违法者必将为非法所得付出对等的代价。而如果这一切颠倒过来，就会形成典型的逆淘汰。在连续几年的审计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令人忧心的“劣币驱逐良币”：去年赫然在榜的政府部门今年依然“名列前茅”，曾经遵纪守法的政府部门又成为“新生力量”。
如果我们对审计风暴做彻底反思，难道不能发现，风暴过后的法律问责如此温柔，让违法成本几乎忽略不计，那我们依靠什么来捍卫公共财政不容侵犯的管理原则，保护全体纳税人支出不成为少数人利益盘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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