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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香港学者分析说，曾荫权最难应付的，是年底的政改报告书。
由曾荫权负责的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已经发表了4份报告，归纳社会人士对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意见和建议。
有人担心，曾荫权几十年的政务官生涯，担任的是政策执行者的角色，作为行政长官所需要的规划整体发展的决策思维和能力，还有待实践检验。
当香港人享受复苏的喜悦时，挑战也伴随而来，因素之一是由于他的竞争对手上海的出现，吸引着各方投资，夺取了香港特有的光芒。
芯片制造商AMD、英飞岭技术公司(IFX)和数码冲印巨头柯达，都把他们的总部从香港转移到上海，因为现代化的上海有敢做敢为的政治家谋划他的发展。
其他的竞争压力也接踵而来，香港正在失去作为廉价港口的竞争优势。去年深圳的港口交易量上升28%，与此同时香港只上升了7.5%。中、小型企业正面临巨大的租赁费增长，高昂的费用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在造成损失。
参选行政长官，是曾荫权个人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而香港的发展，同样面临一个转折点。曾荫权要在行政长官的岗位上有更大的作为和更广阔的空间，其长远的发力点，就在于他能否在香港的长远发展方面显现出功力和眼光。
香港还能为中国崛起贡献什么
20世纪乃至21世纪，最为壮阔的人类发展景象便是中国之崛起，此时，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之崛起已成蔚然之势，而曾荫权之后的香港还能为中国崛起贡献什么，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两会”记者会上指出，香港曾经扮演着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时，也在其他领域里是一个文明的国际城市。“我想这种优势香港并没有丧失。特别是在70、80年代的时候，香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继续加速改革开放进程，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崛起，开始让人感到，香港的作用似乎不如以前。这个时候起，香港于内地的意义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出台后，有舆论认为，香港从中获益匪浅，是中央政府力挺香港经济的表现。甚至有人指出，CEPA安排将对内地制造业和服务业造成巨大冲击，以内地市场的巨大经济利益换取香港经济的持续繁荣，是中央给香港送了个大礼。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则指出，CEPA不是中央政府单方面对香港的“恩赐”，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没有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和支持，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良好态势。
无论如何,中国之崛起不应该仅仅是经济上的崛起,更是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崛起。而这种崛起更需要模式支撑和精神支撑。无疑,香港具备许多可以借鉴之处。
香港有出色的金融管理模式和商业精神，香港政治官员、公务员的廉洁程度也是华人社会的典范，此外，香港的文化发展，也为内地提供着参照。
这些，都应该成为曾荫权之后的香港继续贡献给全中国的经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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