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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荔湾区华林街出生长大的雪姐，家里大伯、二叔，舅舅、大小阿姨从上世纪40年代始，陆续去了香港谋生，演绎了一部穗港家族迁徙史。
1940年，广州遭日寇铁蹄践踏，民不聊生，20来岁的大伯带着一家人从白云路的火车站坐广九直通车到了尖沙咀，在自家舅舅开的化工原料店当店员，落户香港。
不久，二叔也坐车去了香港，日本人打了过来，因为无法忍受侵略者的欺凌，二叔1943年随着北归的人潮，回到了广州。“那时候下香港大多是坐火车，虽然飞翔船比火车快，但是票价贵。公路也开通了，但一天才一班车，不方便。”雪姐常听家里人说起这段历史，那时罗湖已是广九铁路上最重要的站点，但未有“关卡”之说。
据历史资料记载，1937年，香港人口首次突破百万，达1281982人。
解放初 港英政府设卡，赴港需办证
解放战争时，广东人再次涌向香港。这股洪流中夹杂着各种政治背景的国民党官员、知识分子、资本家，在1950年达到顶峰，当年两边出入境的差额达339689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战乱而未曾变化的“粤港自由往来”政策，却被当时的港英政府废除。为缓解人口激增带来的压力，港英政府的各项文件接连出台：1950年5月1日起，从大陆来港的中国人必须事先领取中国政府签发的“旅行证明书”；5月15日规定，来港的大陆人必须先向香港移民局申请许可证；1951年6月15日起，进入或逗留新界北部边界地区者，必须持有港英政府发给的“通行证”。
规定甫一出台，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香港经济，就因劳工短缺而使各行业受到重创，香港工商界纷纷谴责港英政府。经过磋商，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最终作出理智选择：1951年2月15日起，广东改变以往无限制的做法，由公安局向前往香港的内地居民签发的“通行证”；港澳居民返内地，事先托其内地亲属在当地公安部门办理证件，持证入境，以确保边境管理的正规有序。
至此，内地人自由进出香港的大门被缓缓关上，开启了“通行证”过关制度。一道关卡首次横亘在广东和香港之间，罗湖成为第一大“关”。
上世纪50年代 家人团聚，要靠居委好心人
随着两地经济差异扩大，偷渡香港的人数暴涨。1955年3月5日，港英政府又出台“平衡出入法”，要求每日由深圳进入香港的人数必须与每日离开香港的人数相等，有香港身份证往来两地者不算此列，广东居民每天能入港的人数一降再降，低到50人。这项雪上加霜的规定，令已经关上一半的大门，又收紧了不少。
二姨就是在这个艰难时期获得了宝贵的赴港机会，她至今都特别感激一位居委老大姐。二姨父早些时候带着大儿子、父母去香港谋生，二姨盼望能早点去香港全家团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的阶级斗争之弦开始绷紧，二姨虽然是普通工人，但是哥哥、姐夫都在香港当“资本家”，二姨连向居委开口提申请的勇气都没有。街坊中有位大姐在居委会做事，眼看一个女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实在难熬，时不时地向居委会主任说好话，“让一家人去香港团聚吧”。
终于，一年多之后，居委会松了口，1959年，二姨拿着丈夫写来的信，连着信封、邮票，写上了一份申请要求赴港，经过居委、街道、公安分局的层层审批，终于获准。后来二姨一有机会回到广州，每次都要登门谢谢那位街坊：“那时，居委会掌握着很大权力，说话很有用。如果没有人帮忙，还不知道一家人何时能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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