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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 从港回乡,不带东西被当“特务”
上世纪60年代,国运多舛。三年自然灾害,香港的亲人记挂着饥饿交加的亲戚, 无法将家里人接去香港,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地接济。中国政府对回广东老家的香港人没有限制,关口两边连成了一条“救命路”。
那时候过关的人无不穿得厚厚实实,拎得满满当当。雪姐的伯母个头高大,每年清明、重阳回趟广州,肩上都要扛两个大布袋,装满罐装猪油、面饼。老家的亲戚孩子营养不良,多数会水肿得厉害,鱼肝油就是救命的宝贝,连蒜头、眉豆这些治水肿土方料也从香港带来。一到广州,就忙着去给各家送粮食,七八家的老小都嗷嗷待哺,常常不够分。
雪姐的少女时代虽然挨了不少饿,但满溢着浓浓温情:“袋子越装越重,后来伯母扛不动了,就在布袋下面垫着硬纸皮,拖着过关。那时候带布有尺码限制,不够做条裤子。所以袋子特意是买了布来缝的,厚厚缝几层用完了就拆开,用来做衣服。亏了有亲戚照应,比起别人家,我们至少每顿饭能多放几滴油。”
当时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雪姐的一位远房表姐,父亲很早去了香港,几经申请,表姐得到了赴港单程证,等着后妈来广州接去。后妈是香港人,头一次过关,手里拿了两件衣服、两盒杏仁饼。到了罗湖关口,检查人员把她当作重点怀疑对象,全身上下搜了好几遍,单独把她带进了一间小房再查,问她到底过来是干什么的。因为她实在太反常了,基本什么都没带,被当作了“特务”。事隔多年,老人家半酸楚半玩笑地说:“那时别人是里三层外三层衣服穿着,大冬天热得满头是汗,我是吓得满头大汗啊。”
当时,穿梭在关口的“水客”特别活跃。“水客”是份由来已久的黑职业,就是走私客,大部分人在香港没有稳定工作,乡下有老婆孩子,凭香港身份证随时往返两地,为同村老乡在广东的亲戚送粮、拿港币在关口兑换人民币、托运东西,赚些劳务费,从香港拿了东西上来倒卖。
文革时期 关门紧闭,亲人去世难送一程
这种绵长的亲情襄助,随着文革来临戛然而止。资料表明,香港同胞回广东省旅游在1966年之前达到高峰,当年春节,深圳与广州之间火车加开6班;1965年10月,广州华侨新村接待100多人回内地观光过中秋,次年同期锐减至8人;华侨大厦往年10月每天入住港澳旅客多达100人,少则30,1966同期每天最多三四十人,少的只有七八人,1966年以后来内地旅游的港澳人士也只限于爱国工会、进步团体、爱国学校师生,不对外接收散客。
特殊的政治气候笼罩着两地,港澳亲戚成了危险的“海外关系”,香港是“臭”港。为了不给家里人带来麻烦,雪姐的“资本家”舅舅一家再也不敢和广州联络;伯父在香港是普通工人,冒着风险托贫下中农捎点吃的、带封家书回来。伯母寄来的衣服也要剪了镶边、拆了绣花,拣颜色最沉暗的穿,剩下的布料舍不得扔掉,都塞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藏起来。1967年,雪姐的父亲去世。消息传到香港,伯父舅舅伤心不已,一道比关卡更加无情的枷锁封住了回家的路,阻隔了亲人的最后一面,只能在信里寄托深深的哀思。虽然可以寄些钱帮一把孤儿寡母,但是近在咫尺而不能相见的遗憾,却终身难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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