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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 从港回乡，不带东西被当“特务”
上世纪60年代，国运多舛。三年自然灾害，香港的亲人记挂着饥饿交加的亲戚， 无法将家里人接去香港，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地接济。中国政府对回广东老家的香港人没有限制，关口两边连成了一条“救命路”。
那时候过关的人无不穿得厚厚实实，拎得满满当当。雪姐的伯母个头高大，每年清明、重阳回趟广州，肩上都要扛两个大布袋，装满罐装猪油、面饼。老家的亲戚孩子营养不良，多数会水肿得厉害，鱼肝油就是救命的宝贝，连蒜头、眉豆这些治水肿土方料也从香港带来。一到广州，就忙着去给各家送粮食，七八家的老小都嗷嗷待哺，常常不够分。
雪姐的少女时代虽然挨了不少饿，但满溢着浓浓温情：“袋子越装越重，后来伯母扛不动了，就在布袋下面垫着硬纸皮，拖着过关。那时候带布有尺码限制，不够做条裤子。所以袋子特意是买了布来缝的，厚厚缝几层用完了就拆开，用来做衣服。亏了有亲戚照应，比起别人家，我们至少每顿饭能多放几滴油。”
当时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雪姐的一位远房表姐，父亲很早去了香港，几经申请，表姐得到了赴港单程证，等着后妈来广州接去。后妈是香港人，头一次过关，手里拿了两件衣服、两盒杏仁饼。到了罗湖关口，检查人员把她当作重点怀疑对象，全身上下搜了好几遍，单独把她带进了一间小房再查，问她到底过来是干什么的。因为她实在太反常了，基本什么都没带，被当作了“特务”。事隔多年，老人家半酸楚半玩笑地说：“那时别人是里三层外三层衣服穿着，大冬天热得满头是汗，我是吓得满头大汗啊。”
当时，穿梭在关口的“水客”特别活跃。“水客”是份由来已久的黑职业，就是走私客，大部分人在香港没有稳定工作，乡下有老婆孩子，凭香港身份证随时往返两地，为同村老乡在广东的亲戚送粮、拿港币在关口兑换人民币、托运东西，赚些劳务费，从香港拿了东西上来倒卖。
文革时期 关门紧闭，亲人去世难送一程
这种绵长的亲情襄助，随着文革来临戛然而止。资料表明，香港同胞回广东省旅游在1966年之前达到高峰，当年春节，深圳与广州之间火车加开6班；1965年10月，广州华侨新村接待100多人回内地观光过中秋，次年同期锐减至8人；华侨大厦往年10月每天入住港澳旅客多达100人，少则30，1966同期每天最多三四十人，少的只有七八人，1966年以后来内地旅游的港澳人士也只限于爱国工会、进步团体、爱国学校师生，不对外接收散客。
特殊的政治气候笼罩着两地，港澳亲戚成了危险的“海外关系”，香港是“臭”港。为了不给家里人带来麻烦，雪姐的“资本家”舅舅一家再也不敢和广州联络；伯父在香港是普通工人，冒着风险托贫下中农捎点吃的、带封家书回来。伯母寄来的衣服也要剪了镶边、拆了绣花，拣颜色最沉暗的穿，剩下的布料舍不得扔掉，都塞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藏起来。1967年，雪姐的父亲去世。消息传到香港，伯父舅舅伤心不已，一道比关卡更加无情的枷锁封住了回家的路，阻隔了亲人的最后一面，只能在信里寄托深深的哀思。虽然可以寄些钱帮一把孤儿寡母，但是近在咫尺而不能相见的遗憾，却终身难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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