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突变节外生枝回归征途初见波澜
记者：我们知道，“一国两制”、《基本法》在出台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麻烦。
鲁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的政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后得来的结论。但是在制定和贯彻“一国两制”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波折，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很多反复。
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局面变了，英国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以为中国会变色，共产党会下台，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从有商有量有合作变为搞对抗，好多事情采取单方面行动。
香港有些人受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也跟着变。致使我们在《基本法》起草后期遇到很大困难。
建新机场要留家底签订协议要首相来
记者：除了在主权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斗智斗勇，香港顺利过渡还遇到了哪些障碍？
鲁平：1989年后又产生了一个新机场问题。
建设香港新机场，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提出的，但1989年后，港英当局事先不和我们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花1270亿港币建一个新机场。
但回归后能给香港剩下多少财政储备？对方回答：最多50亿港币。这简直是开玩笑！50亿港币财政储备怎么维持政府运转？
后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来京找我谈，没结果。最后，英方骑虎难下，首相梅杰只能亲自插手，派政治顾问柯利达秘密来到北京。中央指定由我和他谈，我们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谈了一天，讨价还价，挤牙膏似的，他说250亿，到顶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替香港特区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到时约可累积到七八百亿元，加起来届时特区政府可有1000来亿的财政储备，也勉强可以过日子了。
我报请中央同意后，准备草签备忘录时有一条：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生效，柯利达不干，说梅杰首相不可能到北京来，我说你们原来说过的，为何不算数？他拍桌子说没说过！我也火了，也站了起来：“柯利达先生，你还想不想谈？不想的话请你马上回去！”看我态度坚决，他出去打了一通电话，过了一会，回来说：“首相同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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