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当时的香港经济在金融风暴的摧折下飘摇，利息不断上升，楼价快速下跌，对普罗大众造成极大影响，消费信心低沉，香港因而进入长时间的“通缩”。
其后的SARS疫情，令情况变得更为严峻。SARS是我在任期间内心最悲痛的回忆。当时，每天看到报告，看到多少人受感染，多少人死亡，心里的难过讲不出来。身为香港的当家人，我的责任最大……
记者：您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吧？
董建华：中央及时给了我支持。同年4月份，刚上任不久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南下广东，在深圳会见我。他十分关心香港，更特别提出了许多有关SARS的问题。我至今仍很难忘，胡主席回到北京后继续亲自关心此事，从医疗设备到加强疫情沟通机制，都直接过问、了解。在他的指示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需要的防护物资就都运来了。
谈复苏：
“2001年已在构思CEPA签订”
除了难言的悲伤，回忆中也有让董建华眼神清亮的情节。说到CEPA的签订和其后香港经济的持续复苏，当和记者谈到香港走出低谷，已经连续15个季度录得经济增长时，他睁大双眼，一脸兴奋的表情。
记者：让经济复苏，CEPA的签订被认为是当时很重要的一步棋，幕后有什么故事？
董建华：实际上，我很早就开始把眼光投注到经济正高速发展的内地。这是考虑全局后，恢复香港经济的唯一路向。CEPA是在2003年6月签署的，但其实早于2001年便已有这个构思，我当时向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得到了高度肯定。幸好，透过CEPA、个人游等措施，香港经济一步一步重上轨道。我看到，自2003年第3季度以来，香港经济已经连续15个季度快速增长。这是最让我开心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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