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朱文轶

　　回归10周年前夕的香港看上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具活力。西装着体、英语流利、在中环的大楼与大楼之间快步行走的中产阶级是穿梭在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在香港采访的短暂一周里，电视里最热闹的新闻是西九龙几块新挂牌地皮的拍卖。地产价格，在很多方面是衡量香港成功与否的指标，在1997年交接后和2003年“非典”后几次出现下跌，但现在，香港的地产价格已经重新攀升，地皮交易活跃。

　　它同时也在为一些事情所困扰。城市遗迹的不断被拆就是持续争议的话题之一:九龙城寨、调景岭早已不见踪影，因为它们过去的肮脏和混乱，用炫目的“中环价值”来衡量，代表着令人羞耻的落后。旧天星码头拆除之后，类似原因需要填海修建中环湾仔绕道，超过50年历史的中环皇后码头看来也不得不面临和天星同样的命运。这个向来属于广泛世界的城市，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在今年年初出席电台节目时就明确表示，中环第三期填海工程已经上马，填海造地成本高昂，停止拆卸皇后码头是不切实际。他后来在香港一家报章中以个人身份发表《解构“集体回忆”》一文，批评一些市民滥用“集体回忆”字眼:“似乎任何东西，只要有人想保存下来，便会用上‘集体回忆’这词，”“香港寸土寸金，要保留一处地方，应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

　　争执的双方各执一辞，也都有无法辩驳的理由。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气势凌人的建筑和华丽光彩的店铺所构成的香港，一度是内地各大城市试图模仿和超越的榜样。很难说，现在是内地彻底皈依了香港的商业准则和“中环价值”，还是内地高速发展的风潮刺激了香港，让大家争先恐后地加入了同一种发展模式之中。看起来，二者在许多方面都如此密不可分，以至连同徘徊在城市上空的基建声和拆迁声都那么雷同。

　　许多原因让人们把这座城市当作他们的精神偶像。它创造出的流行文化曾经无比真实地慰藉了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内地人热闹青春期的精神世界;它在更漫长的时间里为中国内地的改革提供资金和经验。这个独特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初受到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集中而热烈的追视，它意味着未来经济成就和物质生活的可能性，它成为一系列想象的混合体。但这些仰视常常让人们忽视二者之间存在着的更为广泛而本质的联系。

　　“内地的资源，香港的经验。”香港问题专家陈其乐说，这才是香港奇迹的全部。即使是在香港以一个殖民地身份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的156年中，它的非中国人口一直都只占十分微小的比例。这里的水和燃料几乎完全依靠从大陆进口。长期以来，它依靠内地与外部世界间的转口贸易而生存。50年代到60年代的大批内地移民不止提供了香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很多上海实业家，比如李承基和唐炳源们，带着已经订购和付款但还未交货的机器举家搬迁到这个殖民地，把资源转移到此，他们帮助香港完成现代化转型和作为一个工业基地的崛起——香港政府也承认这里比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早起步10到15年，原因在于“注入了上海的经验和资本”。

　　20年的显著增长后，香港经济在70年代后期面临停滞的危险: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逐渐攀升，以假发、塑料花（圣诞树的配件）、纺织用品和玩具畅销世界的香港轻工制造业越来越难以负担。内地的改革开放在这时候又一次给香港创造了摆脱瓶颈的机会。80年代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三个都在广东省。地理空间的便捷使香港和广东彼此都打开了眼界。出生在香港的杨耀忠对80年代初家庭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最直接的记忆是，“突然之间，周围的许多家庭都有钱买彩电了”。香港得以继续积攒的工业优势有赖于巨大的珠三角市场和300万吃苦耐劳的广东人“要么以合资方式，要么以香港公司来料加工的方式，为香港企业工作”（香港1993年年度报告）。低人力成本与香港在设计、市场营销、金融制度和管理技能上的优势相结合，迸发出令人惊叹的创造力，香港很容易就得到了几乎亚洲地区20世纪后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