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2003年为什么会选择到美国去进修？
　　叶：我工作了20多年，在官场觉得很累，很想改变一下生活的方式，过一些简单一点、健康一点、朴实一点的生活。而且，我独自照顾我的女儿，很困难（编者注：叶刘淑仪之夫叶文浩因病于1997年去世），她在香港的学习成绩也很一般。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个机会，我自己也想回校念书。所以，2002年我就开始向美国方面申请，2003年春我向董建华先生提出辞职，7月就去美国。其实跟这个23条游行是无关的。

　　《凤凰周刊》：在斯坦福大学你是主修政治学？
　　叶：本来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我想转行，研究一些压力没有这么大的题目（笑）。退隐下来的人就研究一下文学吧。
　　早年在香港大学我念的是英国文学，我没有机会好好的念中国文学，我连最有名的《红楼梦》也没有看过。所以，我决定好好念一念中国的文学、哲学。第一年是念文学，第二年还是念文学。
　　后来，东亚研究的硕士课程录取了我，我需要交一个论文。我就想，写什么好呢？《红楼梦》、《牡丹亭》，作为文学著作来看，还是可以的，但要做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就不容易了。我的兴趣也不是很大。
　　后来有同学就介绍我说，Larry Diamond教授（编者注：Larry Diamond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当代比较民主政治学的权威学者）讲的比较民主发展课程很好。我去上课就觉得，啊，原来推行民主不是这么简单，需要很多的配套，很多不同的环节，香港的民主发展引起这么多问题，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所以，我就选择香港的民主发展作为我硕士论文的课题。那么就慢慢转到研究经济、政治的问题。
　　《凤凰周刊》：你的导师Larry Diamond对你的思想影响大吗？
　　叶：很大！因为他是一个温和的民主学者。不是美国的民主最好、全世界都要追随我的那种，当然他认同民主是普适的价值观，但并不坚持别人跟随美国那套铁板一块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霸道的民主观。
　　《凤凰周刊》：我看到在Savantas的介绍里面，强调要依据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来建立高质素的民主。你怎么样界定“高质素的民主”？
　　叶：第一，我觉得一定要根据基本法的安排，要接受香港的政治现实，也就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是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国家的，殖民地时代不可以，现在也不可以。英国也很重视这个中国的因素。所以，有些人以为搞一些民主的制度可以不受祖国的控制，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高素质的民主就是理性的，有均衡参与的，不是一边倒的，草根的，只是派免费午餐的这种民粹的民主，而是基于《基本法》的、有秩序的民主。
　　《凤凰周刊》：你也提到，在香港实行民主需要一些基础性的架构，你认为这些基础性架构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叶：其实香港民主的历程不是很长，1985年立法局才有间接选举，1991年才有直选，到现在只有20年的光景。而且，我们的政党不大成熟，人数不多，他们的理念其实很模糊，他们的很多规矩是不太成熟的，比方名册不能公开，跟西方的政党不能比拟的。
　　现在香港的公民社会是比较活跃的，但是香港很多人仍然是回避政治。比如我回港搞的这个汇贤智库，如果智库有一个教育项目，筹款很容易，但是如果为了一个政治项目，筹款就困难得多，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参与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大批精英，不同阶层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士来参加。你看全世界的经验，其实落实民主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是中产的推动，英美都是。要是街头推动的，可能都是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