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当过选举出来的政治家
《凤凰周刊》：香港一直以来强调“行政主导”，另外一方面又是立法会对政府的制衡不断加强，你认为两者间有矛盾吗？
叶：现在是困难了，殖民地时代是简单得多。因为港督根本就是立法会主席，高级官员是议员，非官方议员只占少数，当年行政机构牢牢掌握立法会，现在不同了，彭定康改了。这个制度其实在签署联合声明之后慢慢改的，在彭定康时代改得最厉害。所以，其实到回归的时候，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经不是殖民地时代的模式，已经改了。
在现在的模式里面，行政长官没有自己的政治基础，在立法会没有“铁票”来推行他的政策，困难得多。他需要一些亲政府的党派支持。所以，你看曾荫权去选行政长官，竞选一开始，他就要去拜访一些亲政府的政党，工联会，民建联，自由党。
《凤凰周刊》：从1975年开始，你在政府部门工作了28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公务员。如何看待香港的公务员系统？公务员和政治家有什么区别？
叶：很不同，很不同。英国人在香港打造了公务员制度，这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功能为主、专业的官僚政治体系。我们的官衔当年也是以英文字母或者数字代替的，完全是impersonal的，非个人的，功能化的。
有些人说，为什么特区政府官员好像没有团队的精神，我搞23条没有人支持，唐英年搞销售税，别的局长没人出声。因为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要求的，不关你的事，你就不要插嘴。但是一个政治团队、一个内阁就不同了，23条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国外肯定是整个内阁出来支持的。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受过什么政治的训练，只有一个官僚系统的训练。
《凤凰周刊》：对于你回港后创办的汇贤智库，你准备把它带向什么方向？
叶：SAVANTAS是搞政策研究的，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会继续的。因为我们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推动科技创新，我们有很多科技项目。但我们也会支持一些有兴趣参政的人士去参加选举。
《凤凰周刊》：你本人呢？是否会考虑重新从政？
叶：兴趣我是有的。因为我公务员当过了，官僚当过了，但是选举出来的政治家我没有当过。我有兴趣担当一些新的角色，但还没有最终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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