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叶国谦 文 记者/刘颂杰

　　民建联的定位就是爱国、爱港的政党，回归之后跟回归前比起来，我们的宗旨完全没有改变，这是我们的坚持，也是我们投身到政党或者政界的一个精神支柱。

　　转眼香港回归10年了。这10年，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远见。

　　1997年7月1日之后，怎样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绝不是讲的这么简单，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10年，香港的经济出现很大的波动，1997年之前，我们国家花了很多资源在香港，回归之前是挺好的景象。

　　回归以后就靠香港自己管理，自己解决问题，出现了亚洲金融风暴、SARS，香港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些可能对香港来讲不是一个好事，但从长远来讲，让香港人知道了国家是怎么帮助我们香港的。

　　香港人过去总觉得比内地人高一点点，有一些优越感。但是，这10年他们看到了，如果没有内地，没有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照顾，就没有今天经济复苏以后的香港。特别是这一次特首选举中的民意调查就清楚表明，香港人对中央的实质性影响是完全接受的。把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我觉得这非常好。

　　我父亲是解放前从广州来香港的，他当时是开车的司机，年轻的时候积极参加工运。我出生在50年代初，在当时的爱国学校——汉华中学接受教育。我对祖国的感情是很强烈的，但是其他的香港人，尤其是英式教育下长大的香港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因此，我认为，这10年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两个立法会，深港两边跑

　　九七回归是一个历史性时刻，香港从过去的英国殖民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想在这方面出一点力的愿望是很强的。1992年成立民建联，也主要是为回归做准备。就个人来讲，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能够见证这个时刻是自己的光荣。

　　回归前，港督彭定康搞“政改”。1995年，我成为港英政府的立法局议员。在宣布“直通车”不再有效的情况下，中方决定“另起炉灶”。1996年底，经香港特区“推委会”选举，在深圳产生60人的“临时立法会”。

　　这其中有33名临立会议员同时也是立法局议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在香港开会，一个深圳开会，我两边都要参加，所以非常忙。每个星期六都要到深圳华侨城去参加临立会的会议，星期天开完会又回到香港来，星期三接着开立法局的会议。

　　在96年末、97年初，忙得非常厉害，几乎每天都是开会，每天都在为历史时刻的到来做准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回归后法律方面的衔接。因为要怎样把香港平稳地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这个法律上的问题是我们议员的主要工作。

　　因为回归是结束作为殖民地的耻辱，所以反对派的、或者是所谓民主派的议员，也是支持回归的，这个是大的原则问题。他们只是对“临时立法会”有意见，觉得按照《中英联合声明》“直通车”的安排，应该有一个平稳的过渡，不应该有临立会。他们也对临时立法会的议员大肆批评，不过这种批评是乏力的。

　　1997年6月27日前，立法局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接连3天的冗长会议，完成了立法局的工作。而在临时立法会方面，6月21日在深圳开了最后一次会。7月1日凌晨，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了临时立法会回到香港后的第一次会议。凌晨2点多钟，临立会通过了《回归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