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年来，出现经济低潮、政治困局的时候，作为一个爱国爱港的政团的负责人，面对的风风雨雨、起落是很大的。反对派对爱港人士有很多负面的攻击，作为在前线的政治人物，我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在很多的问题上，特别是政府比较弱的情况下，我们常常要采取保护政府的举措，因此被反对派说成“保皇党”，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是站在特区政府的对面，肯定香港的问题会更大，所以这种代价是必须的。

　　从1992年起，我就担任中西区的议员，2000年作为区议员代表进入立法会。在2003年的政治环境下，“23条立法”出现问题，他们就把攻击焦点放在我身上。因为我是《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面对的冲击很大。在2003年大游行的时候，我的名字，还有我的照片都给打了一个大大的“X”。 

　　2003年的区议会选举，在我服务了12年的观龙选区，因为我被称为所谓“保皇党”的代表，反对派就集中全力在区议会选举上对我进行攻击。每一天，反对派的明星人物都到我的选区进行宣传造势。后来我就输了64票，这是比较大的挫折。当年的区议会选举，民建联从原来的100多名议员降到60多名议员。

　　到了2004年的立法会选举，因为在区议会落选，不能进入立法会选举。而且在地区直选方面，民建联决定由党主席马力出选港岛区，我就没有参选这一次的立法会。

　　失去议员席位以后，我没有怨气，也不后悔。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完全对的，这是自己的责任。比如“23条立法”，这是我应该要做的，是为保卫我们国家安全应该做的。而且，我完全是站在香港市民的位置上，怎么样能保卫国家，同时令我们香港人不受到更多的制约，人权能够受到更多的保护。

　　当时的讨论完全不是一种理想环境下进行的。人民的怨气很大，就觉得我是帮政府的，他们完全不知道23条的内容是什么，反对派也根本不讲过去殖民地时代港英政府是怎么对待人民的。

　　回首过去，有时的确觉得香港民众不是太理解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检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对大环境的估计是有问题的。当时我的工作重点完全是放在议会方面，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处理这个法案。

　　曾荫权的国家观念更强了

　　作为香港特区历史上的首位特首，董建华先生是一个好人，他对香港有很大的承担。应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实业家，但不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主要是他没有一种很强的政治能力。

　　在我们和他的接触中，他经常说，我相信是这样的，只要把经济搞好，香港人是会知道的。他不喜欢针对性地有效解决政治问题，或者是化解怨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种种问题提出来。他总是说，我就是要搞好经济，我不喜欢空谈。

　　在刚刚担任特首的时候，他的威望是很高的。后来经济出现问题，他没有很好解决。另外对政治方面受到的攻击，他没有回应。后来演变成怎样？反对派骂董建华、笑董建华，不会付出任何的代价，只会得益。

　　曾荫权先生是一个有经验的高级官员，有他自己的特点。从港英时代起，他在政府长期服务，深谙香港的公务员之道。他有能力，而作为一个公务员，在服从性方面也是很强的。他的政治手腕很高。

　　现在你要公开骂他可以，但是骂完以后，如果是无理取闹的，或者是无中生有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你骂了就算了，他肯定要说：你骂我，为什么骂我？不是事实，他一定反击。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是应该的，所以他是强势的，有管制方面的能力，这两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这两年来我觉得他也在改变，对国家的观念更强了。因为过去他是代表英国人，在中英谈判的时候他是英方的代表。事实上在港英年代，他已经是财政司司长了。我当时认识他，但他和我们爱国方面的人接触比较少。这两年我觉得他对国家的认识改变了，最重要的是对香港有承担，他不单单是为自己。

　　客观讲，曾先生这两年运气是很好的。香港经济不是因为他上台就好的，而是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完全是董先生之前已经打好了基础。董先生觉得解决好经济，大家就会认同，这种情况没有在董先生身上出现，而是在曾先生身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