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据最新的消息据说八月底国务院原则同意在深圳设立创业板的新的市场，这也是我们关注了近十年时间。1997年我就参加了香港创业板，2000年跟中国证监会一起讨论过中国创业板招股说明书的标准模式。200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的纳斯达克》，现在翻出来看，这个还很有意思。
也就是希望建立类似于像纳斯达克一样的中国创业板，中国创业板的产生不光需要大量的共同投资基金或者炒股票的基金，更多的需要我们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在发改委有一个法规叫创业投资管理办法，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到了给这两个东西给中国的创业投资和中国的PE立法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首先是立法。中国从来是法律滞后，我觉得这时候又一次滞后了。
主持人：法律现行。
王世渝：第二个，我们到底建立什么样的法律框架，从去年开始，我也开始介入到PE里，我们开始尝试做，中国有一个概念，做什么投资行为，做什么事都喜欢自己做，最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由于信任问题，信任问题到了市场以后变成了信用，这个信用体制建立不起来，中国的PE就很难做到一定的规模。
也就是说出资人把钱交给了基金管理人以后，出资人就不要干预它了，不要影响它了，你只要授权给基金经理人让他有管理权，有处置权，这个权力责任不规定清楚了很难做。现在没有PE，可能跟这个投资人签一个合约，包括海外的基金业跟我签一个合约，我们都是跟投资人签合约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PE的方式，但是在这个过渡期间它可以操作，可以运用，但没有一个法规。
最新的一个案例，渤海基金，渤海基金两百亿，两百亿的模式问题是是政府主导的，一会儿四川绵阳的什么基金业报上去了，一会儿上海又做一个金融的基金，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基金首先就违背了PE的基本游戏规则，政府搞什么基金？政府的基金谁来管理？
现在渤海基金，戴相龙当银行行长的时候，把这个钱集中起来，但现在的管理，本来叫梁伯韬授权，梁伯韬推荐了他的同事，现在是五个海归在做基金管理人。海归管理渤海基金，我们首先有个问号。它完全是国际上的思维模式做PE。政府跟这个市场怎么很好的结合，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模式会走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真正好好定位中国PE的时候。至于到底怎么定，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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